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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哪有今天的平遥国际影展?

幕味儿2019-11-09 13:37:11

文|头大脑仁小,三号主笔


首届平遥电影展开始了,看到华丽丽的展映片单,我心里长草。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不久之前和小宝才去了趟平遥,逗留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修旧如旧”、保存尚且完好的古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记得坐在电瓶车上穿梭在古城巷弄,司机骄傲地给我们介绍当地风物,还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夜不闭户,一点儿也不夸张!”


很多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坐在城墙边写生,因为这里和那些千篇一律的现代城市景观不一样。


艺术会特别青睐这样的城市,我猜想它的明天会更加光彩。这不,除了摄影展等各种活动,如今电影节也开始办起来了。


实地走过一遭,才有了真切的感受,又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阮仪三教授。


他实在是了不起,当年保下平遥城,真是功德一件。不仅是平遥,很多中国的老建筑、老民居都在他的力保下留存了下来。


他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想很多很多的人,都欠着他一句道谢。

 

阮仪三


我见过阮仪三教授两次,一次在同济大学附近,他的办公室。一次在某个沪港合作的文化项目上,阮教授作为嘉宾代表介绍上海石库门的独特韵味。


他80多岁了,一头白发,但眼神却清澈明亮,说起话来嘴角的梨涡隐现,一副南方人非常秀气可亲的模样。他的学生们都叫他“老帅哥”“老顽童”。


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得知我是无锡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夹杂了很多乡音。“我讲苏州话,你应该听得懂的”,接着便滔滔不绝。


我心里暗暗叫苦,以您老人家的语速,我实在是get不到啊。


他的祖上是扬州名儒阮元,他的言谈中也充满江南文人的雅趣。


先是和我聊起了无锡的园林,“你知道寄畅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别的园子是‘看风景’,而它可以‘听风景’。水流在山涧一滴滴地滑落,像八音琴一样。为什么叫‘寄畅园’?寄情于畅游。即使年纪大了,不能畅心而游,但坐在园子里,依然可以寄情山水,看到远处的青山和宝塔。”


接着又品评起苏州的那些名园,“为什么叫拙政园?拙者之为政也;为什么叫留园?长留天地间;为什么叫网师园?拜网者为师,网是渔夫,意思是我不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在一起,要和山林野夫们一起享受着大自然的风光。”


由古典园林,又谈到江南水乡。同为“小桥流水人家”的风光,在他看来各有各的风情,周庄是水弄堂,没有路,“家家门前泊舟航”;乌镇的房子架在水上,屋里听得到水声;西塘都是廊子,下雨天走路鞋不会湿。


“落难公子遇小姐,私定终身后花园,触景生情、情景交融,这才是中国式的故事,在西方园林地毯式一览无余的大草坪上,这样的故事永远不可能发生。”他说。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气神,和那些园林、古镇、民居等建筑密不可分,这些建筑形式里深藏着文明的根基。


而这些越来越被人们忽视和破坏的物质基础,正是他一辈子要守护的对象。


于是便有了他“以死保周庄”“刀下救平遥”等故事。


正因为对这些故事有所了解,我才知道面前儒雅秀气、侃侃而谈的绝不是一介文弱书生,而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护城卫士”,是一个泼辣的知识分子与行动者,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平遥古城


阮仪三常常讲,要“留住乡愁”。


何谓“乡愁”?他这样对我解释——


乡愁就是对过去生活过的历史场景留下的深刻记忆。非物质文化的载体就是物质文化遗产,那些物质文化遗产不再存在了,引起你愁思的基础就不在了,记忆加速流失并且不可再生。


他自己也有着一份珍贵的“乡愁”,为了保护它,阮仪三曾经做过不少努力。


他童年时住在苏州平江路的钮家巷。那时候的房子都是深宅大院,巷子门口有一条小河,河水很清,大人们在河埠上洗东西,小孩们在河边抓小虾、摸螺蛳。河里每天都有船只划来,每家吃的蔬菜瓜果、烧饭的柴草,都靠船运,船上有雪白的莲藕、青翠的西瓜和活蹦乱跳的鱼虾。船娘不时拉开嗓子喊卖,“特别是卖西瓜,那真是花腔女高音,很有韵味。”


有时候陪老祖母去虎丘、灵岩进香,就会招一条花蓬船划过去,小孩一找机会就叫船靠岸,奔跑到田野里,摘蚕豆、采桑葚,一路撒欢儿。


苏州城里遍布花园,阮仪三家门后就有一座,水池、假山、亭台楼阁应有尽有。那时候苏州城里很多空地,“高墩墩”上有很多坟场,他印象深刻的是男孩子们还曾见到鬼火,追着鬼火玩。


16岁时,阮仪三当了兵,在海军服了5年役。在祖国百废待兴的时期,他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1956年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师从陈从周和董鉴泓先生。


除了深受这两位老师的影响,另一位外国专家的课程也启发了他——当年的同济大学,没有像其他学校一样聘请苏联专家,而是打了个擦边球,聘请了东德专家雷台尔。


1958年,正值大跃进时期,雷台尔开设了一门《欧洲建筑史》的课程,基于欧洲城市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和那个时代的中国相左的观念:城市不能推倒重来,要留住历史的遗物。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城市化思维,对阮仪三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促使他一生捍卫古城的重要动因。


家乡苏州,从大学时代开始,就是阮仪三重要的学习实践基地。他一直参与着城区的保护和规划。当年他是小字辈,和吴良镛、郑孝燮、罗哲文等顶级学者同属专家委员会一同制定规划,他记得前辈告诫他:“阮仪三,你是苏州人,要把苏州看住!”


为此他真的尽了自己的力。如今的苏州城,新旧城区分开,呈十字花瓣形科学合理发展,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标杆。


另外,阮仪三最得意的是他主持的苏州平江路的改造。“小规模启动,原样原修,保存历史风貌、改善居住环境。”这是他的规划理念。


外观保持明清以来的风貌,里面也有原汁原味的民居,但居民的生活是现代的,环境是舒适的。既成为旅游观光的场所,又保持了阖闾、范成大、赛金花、顾颉刚等相关历史文化的遗存。


每次到苏州,他总要去那里走一走,“追觅逝去而又重现的那熟悉的味道”。

 

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


比起那些公共建筑,阮仪三呼吁更多的是民居。拿上海来说,他强调石库门的保护,“那是最能反映上海市井生活的建筑。至于那些英国领事馆、德国领事馆,这些房子问题不大,没有人敢去拆。”


在他看来,中华传统伦理的精髓,依附在这些民居建筑之中。比起冷冰冰的现代住宅,它们拥有更人性化的环境,人与人之间人文的关爱。


而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受到损害最大的,也正是这些建筑中的“弱势群体”。


于是他奔走在一线,抢救这些濒危的建筑。“大多数的努力都是失败的。”他个人微薄的呼声并不能盖过推土机的轰鸣,但努力终究还是获得了成效。


“阮仪三刀下留城救平遥”,如今成为被人传颂的佳话,但回顾当时的情境,依然让人感到捏一把汗。那是在1980年,全国盛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阮仪三来到山西,发现介休、忻县、太谷等古城,都已经被拆毁。而平遥因为比较穷,没有拆城的经费,所以动作慢了一些,古城墙被拉开几百米的口子,300多幢明清建筑被拆毁。


文物队长见到阮仪三,说着说着眼泪都流下来了。阮仪三说服当地领导,争取到一个月的时间做新的城市规划,然后赶紧跑到北京搬救兵。他向罗哲文和郑孝燮两位权威专家汇报了情况,并争取到了一笔8万元修缮古城的经费。这样一来情势才算稳定,全国也开启了古城保护的先河。


“以死保周庄”的故事也被盛传。当年人们常说“要致富、先开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很多江南古镇为了修路,把老房子推倒、把河填掉、把桥拆掉,阮仪三的理论根本没有人听。他后来改变策略,找一些开发意识比较淡漠的古镇。当时还很偏僻的周庄,保有着良好的传统民居生态,阮仪三提出方案:先保护古镇,然后在古镇外面发展工厂。


一开始当地人都不理他,还觉得纳闷,这个上海人到这里来捣什么乱。为了表现诚意,他主动帮忙招来上海的工厂,免费做规划,还把自己5000元的科研经费直接打入了周庄的账号。但事情并没有完,苏州市规划修建一条公路,准备从周庄西北侧穿镇而过,阮仪三直接说:“你要是开路,就先从我身上压过去!”这样才解救了危机。

 

平遥城墙


因为牵涉到各方利益和矛盾,保护老祖宗留下的古建可不是单纯的事情,时时可见刀光剑影。


而阮仪三是有谋略的,善于运用媒体,能够做到上通下达,行为处事接地气。


抢救上海划船俱乐部就是惊心动魄的一役。和外白渡桥等外滩标志性的建筑一样,上海划船俱乐部是见证百年风云的建筑之一。


2009年6月,阮仪三得知这里将被拆除,匆忙赶赴现场。到地方只见屋顶楼层已被拆除,工人对他说第二天全部铲平。他立刻向市委书记发出紧急快件,并请来几家媒体,用镜头“威胁”施工队:“你们到底要做好人还是坏人。”逼得他们暂时停工。


第二天媒体均已“刀下留情”大标题报道新闻。不久市长也做出批复:要听取专家意见。后来规划局长来找他,他毫不留情地说:“你就是糊涂蛋,拆了就把它修好嘛。”


在国家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城”中,有5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阮仪三之手,它们分别是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和西塘。“在每个镇上,我都有几个至交好友。他们和我就是亲密的战友,共同和不良现象作斗争,也共享保护古镇带来的喜悦。”


在周庄,有一次居民们想在拱桥上做坡道,以便摩托车的推行,阮仪三叫人把坡道全部拆掉。老百姓把他围起来,和他吵架。阮仪三说:“你们的摩托车怎么来的?还不是靠古镇?你们是不是有义务维持古镇的样貌?”


还有一次在西塘,有一些居民无序开店,卖虚假伪劣产品。镇长去管,被居民们联合起来攻击,说政府管得太宽,法律没有规定不准开店。后来镇长顶不住,只得请阮仪三调解,阮仪三据理力争,照样把众人说得哑口无言。


后来他告诉镇长,以保护古镇为出发点,认真做,就没什么可怕的。


阮仪三还曾强烈质疑九寨沟的发展,在九寨沟的大会上引发全场的骚动。他发言的大意是:九寨沟有9个寨子的藏胞,自古以来以来将天地自然当做神圣的,不杀生、不吃鱼、不砍树、朝拜山林,保留完整生态。


“如今寨子都拆掉了,观念也废弃掉了,只是发展旅游,狗屁。”他直率地对我说。


对时下文物建筑保护出现的乱象,他也深为担忧。比如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被改造成一个气质全无的“农家乐”;在广东雷州,一座明代古塔被高楼包围在其中,这座古塔最后的命运是被改造成与大楼配套的水塔;“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天成了“桂林高楼甲山水”……


不少地方把一些真古董人为地破坏了,再原样复制,对于这些“假古董”,阮仪三更是深恶痛绝。他所希望的是“修旧如故,以存其真”:“假如说你是认真地按照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原环境恢复古建筑,经过艺术上的严肃传承,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而建,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但问题是现在好多都是粗制滥造、弄虚作假、贻害人民。”


他时常叹息,自己抢救出的古建太少。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设导致个性消亡,留下一个个失忆的城市,很可悲。


他只好这样自我安慰:十个手指按不住全部,只好按一个是一个了。


上海石库门


如今的阮仪三依然每个礼拜出一趟差,“老婆对我有意见,说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但我觉得我还跑得动、跑得有意义。”


我在同济大学附近见到他时,他就刚从扬州出差回来。扬州城里兴起一股住宅改建的风气,引起他的注意:一些居民们改建老房子或是营建古式的新房子,在自家院子里栽种花草树木,堆上半壁假山,开池塘、盖亭子,甚至有人把新房填平,重建古式民居。


对此他十分欣喜:“老百姓用自己的双手恢复老祖宗们的诗情画意,院子里开始有了鸟语花香、春兰秋菊的情趣,也有了池沼游鱼的乐趣。可以在花架下品茗下棋,也可以在亭廊上弹琴弄瑟。看到这样的变化,我非常激动,说明老百姓还眷恋着古色古香的传统老宅,用自己的行动找回渐行渐远的乡愁。”


令他骄傲的是,他的理念在家庭、学生、工作团队中延续着。他每年都办“古城镇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营”,80后的大孙子担任了多年的营长。对此阮仪三说:“泥里、土里滚一滚,流一身汗,吃一点苦,会和古建筑、古遗存产生由衷的亲情,真正爱上古建、古遗存,从而投身于保护事业之中。”

 


阮仪三的那个领域,其实我并不太熟悉。如今我怀念起这位老教授,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直率和热情,而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早早就确立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使命。


他一辈子都在致力于干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信念,使他显得年轻而朝气蓬勃。没有信仰又没有理想的时代与人生都是可悲的。我很羡慕阮仪三教授。


另外,故乡大变样,尽管变得更好了,但我的乡愁也没了寄托。


一条电影课 | 最近,我们一条妹和葛格针对科长的《时间去哪儿了》这部电影,聊了聊其中的门道。它很有可能是被低估了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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