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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路径】阎学通: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及其效果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2018-06-15 14:24:58

学人简介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内容提要

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日益兴起之际,希望学界同仁从深化对国际关系认识的角度选择理论创建方法,或是发明新的理论创建方法,从而形成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并取得了一些理论创建成果。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主义、关系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不仅SSCI收录国际关系学类杂志上的文章对此进行过讨论,而且一些新闻媒体也有所报道。伴随着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创新的发展,中美两国学者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上也越来越相似,科学方法和传统方法在理论创新中都大显身手。然而,以不同的方法创建的理论,其理论作用和效果是有所不同的。

创造新词法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方法。一种新的理论创建后,往往被学界用一个简化的概念来代表,而这个核心概念往往是新理论的核心变量,于是一些人将国际关系理论创建简化为创造一个新词。例如,在“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这个词的影响下,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修昔底德陷阱”“奥尔森陷阱”“保罗·肯尼迪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新词。在“英国学派”的吸引下,出现了“中国学派”“上海学派”“北京学派”“京都学派”“德里学派”“悉尼学派”“首尔学派”“东盟学派”“台北学派”。最为简单的造词法是在现有概念之前加个“新”字,如“新思维”“新安全观”“新型国际关系”“国际新秩序”等。


创造新概念是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不可或缺的方法,然而创造一个新词并不等于创建了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这如同开发一种新型飞机需要新的零件,但发明一个新零件并不等于开发出一种新型飞机。美国学者喜欢造词,这对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影响很大。这种造词法不排除有名实相符的可能,但常见的两种结果却不理想。一是名不符实。以“信任赤字”为例,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的最低水平是毫无信任,即信任度为零。零已经是信任的最低水平,不可能出现负数,那么“赤字”便无从说起。


再以“巧实力”为例,国家实力要素分为不同类别,而任何实力要素都是与同一层次的其他实力要素相区别的,如“操作性实力”区别于“资源性实力”,“软实力”区别于“硬实力”,“军事实力”区别于“经济实力”。然而“巧实力”却无法用与“笨实力”的区别加以界定,因为“笨”的贬义内涵使之无法成为一种实力要素。遗憾的是,“巧实力”这个词造出来后,中美都有学者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认证。造词法的另一种结果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例如,“中国学派”和“上海学派”这两个名称已经出现多年,但目前还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两个学派的核心变量和理论框架是什么。


综合梳理法是常用的创建外交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把官方宣示的对外原则和政策进行梳理,在不同的政策主张之间建立起联系。建立联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平行排列,例如对外政治主张、经济主张、安全主张、文化主张。第二种是总分排列,根据不同领域将对外大原则进行平行排列,然后把与每项大原则相关的具体对外政策归入其下。


这类方法创造的理论一般被定位为外交理论而非国际关系理论,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创建的理论多被冠以“外交思想”之名,如“和合外交思想”“国名+外交思想”或是“人名+外交思想”。这样的理论创建方法需要较多的时间投入,因为需要熟悉官方有关文件和政策主张。在我国,此类外交理论的创建者偏好引用孔子和孟子的儒家论述,并将其归纳为“和合主义”。


综合梳理法建立的外交理论通常是政策性的外交理论,这与学术上的外交理论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学术上的外交理论是普世性的理论,描述外交的方法、规则、内容、作用、功能及策略。而综合梳理法建立的外交理论多是描述国别外交的特殊性,不能用于解释各国普遍的外交行为和外交结果。用此种方法创建出来的理论在形式上体系性较强,但逻辑自洽性则较弱。理论自洽性弱的原因在于,任何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的政策都是依据具体需要制定的,政策本身是变动的,难以长期一致。


这种政策主张的不一致性是普世性的,是符合依据利益制定政策的规律的,因此是梳理者无法克服的内生困境。国别外交理论往往受到外国政策研究者的关注,因为这些理论提供了一国的政策方向,但是此类理论难以引起外国理论研究者的重视,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学理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此外,在选择理论核心概念的词汇方面,综合梳理法与创造新词法的原则有所不同,前者选择具有正义性的词汇,而后者选择中性的词汇。


概念辩证法是偏好哲学抽象思维的人创建国际关系理论所采取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将哲学辩证法或和平主义的政治思想引进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中来,其主体工作是在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之间建立起一套理论自洽的逻辑关系。这种理论通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变量,这个变量也经常在理论创建工作完成时成为该理论的名称。


以概念辩证法创建的理论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较大,康德和老子的思想常常成为这类理论的指导原则,和平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较浓。理想主义、天下主义、社会理论、关系理论、共生理论、共治理论在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以这种方法创建的理论多为规范性的理论,即以建设和谐世界为目标,提出一套指导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规范。这些规范统一于一个理论框架内,可以自圆其说。

这类理论的逻辑自洽主要是靠采用辩证逻辑的方法进行理论建构。与形式逻辑相比,辩证逻辑具有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相互作用的天然优势,从而赋予“互动”这个概念以强大的解释力。互动是国际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之间的互动就没有国际关系。此类理论通常将国际关系视为既是国家互动行为的结果,又是国家互动行为的原因,于是在此类理论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地位是根据解释的需要进行调整的。


辩证法还有一个在变量之间建立关系的优势,即对变量之间互动结果的解释和互动原因的解释可以单独成立,两者不发生关系,因此也不发生矛盾。此类理论多用于解释概念之间的关系,不用于解释国际关系历史变化和现实的国际政治现实。由于用这种方法创建的理论与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存在较大距离,悬浮于现实之上,难以落地,因此也不具有预测国际政治发展趋势的功能。此类方法的理论研究趋势是向更加宏观的层面发展,而不是深入具体的学科知识。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还与国际关系挂钩,而其新书《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物理学与社会科学本体论的统一》已经与任何一个专门学科都无直接关系了。


科学实证法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传统方法,可分为归纳实证和演绎实证两种。虽然两者的理论创新的逻辑有所不同,但都属于形式逻辑方法,共性是都需要实证检验作为理论观点的依据。


实证方法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以实证方法创新的理论能得到国际关系历史或现实政治现象的支撑。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制度自由主义、社会进化理论以及建构主义中的国际规范演进理论都采取了实证的方法。


以科学实证方法创建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观察到的新的国际现象入手,之后明确定义自变量和因变量,然后再就变量之间的关系作出假设,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对假设进行修改,最后得出理论结论。与逻辑辩证法创建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用实证方法创建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因此可用于解释现实的国际现象,并具有预测国际政治变化趋势的功能。


传统上,以实证方法创建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分为体系、国家和决策者三个层次。冷战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道义现实主义者,试图将三个层次的分析连接起来,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三位一体的理论。这种努力正在使范式和决策两者结合,形成预测力更强的中层理论。以实证方法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时,许多学者借鉴了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原理。在政治哲学方面,继承古代实践性的思想观念较多,中国学者多借鉴荀子和管子的思想。


以实证方法建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非完美,最为突出的缺陷是其理论的解释力受到其所解释对象的严格限制。能解释大国行为的理论并不一定能解释中小国家的行为,能解释无核时代国家行为的理论可能解释不了核时代的国家行为,能解释霸权衰落的理论并不一定能解释崛起国成功的原理。这种缺陷源于科学实证方法本身,因为所有科学实证方法需要进行变量控制,其结果自然是控制了实证的领域,这使得据此创建的理论的解释力受到问题的限制。


上述四种国际关系理论创建方法是常见的方法,而非全部的方法。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日益兴起之际,希望学界同仁从深化对国际关系认识的角度选择理论创建方法,或是发明新的理论创建方法,从而形成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百花齐放的局面。